北京羊绒衫厂的记忆

我从年至年，有过50年职场生涯，当过农民（知青）、也当过工人（国企），当过干部（中央机关），也当过近三十年企业总经理（央企和民企），只是遗憾年轻时没有能当兵，军旅生涯曾是儿时的梦想，或许与父辈们曾经都是军人有关。再回首，云阶步影，跌宕起伏，阴晴圆缺，地北天南。

往事随风飘散，北京羊绒衫厂近四年的工作经历记忆犹新，特别与那些熟悉的师傅们相处的往日时光，仍然历历在目。

年7月，在父亲和北京语言大学组织上的努力下，以困退为由，我终于结束了九年东北下乡的生活，搭返城的末班车返回北京。我的后知青时代，从大学基建科临时工做起，年12月，幸运从东直门街道，招工进入北京市纺织局所属北京羊绒衫厂。

北京羊绒衫厂地处现在三元桥西北角，曾是拥有两千多职工的大型国营纺织企业，生产的雪莲牌羊绒衫，蜚声海内外。羊绒是山羊羊毛底层薄薄的绒，据说一只山羊，仅年产二两羊绒，足见其珍贵稀有，固有软黄金美誉之称。即便是现在，羊绒衫也绝对是服装中的顶级高档商品。

当年，北京朝阳门外红庙地区，被誉为纺织城，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京棉一、二、三厂一字排开，曾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，针织、羊毛、麻纺等企业也相距不远。

北京羊绒衫厂的前身是朝阳门内的北京麻纺织厂，眼光前瞻的企业领导者们，在地处牛王庙、曙光电机厂南面的麻纺厂仓库建新厂，新颖壮观的现代化厂房大楼及配套设施拔地而起。那时还沒有三环路，新厂在今天三元桥西北角巍然耸立，为日后北三环路增加了一道风景线。

我随几百青工进了工厂，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返城的知青，年龄不等。女工们都直接分配进了纺织车间，纺织行业女工为主，围裙、套袖、软帽，女孩子们叽叽喳喳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洋溢着青春气息，如春风扑面而来。

男工多分配到染整车间或设备动力当技工和保全工，我也和几十位男工分配到染整车间，车间当时还在朝内大街的麻纺织厂。染整车间是羊绒经过梳理后，清洗漂染的车间，车间有许多大水池，浓浓的盐酸味道，不同色彩的颜色染料。工人三班倒，车间主任姜师傅，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，不苟言笑，穿戴整洁，头发梳理得油亮光滑，他简单开场白，宣布了分组名单，便由工段长将各自的人带走。

我望着车间多个水泥漂染池，闻着刺鼻的化学颜料气味，想着要上夜班，我住在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大学，骑车要一个小时，心里直犯嘀咕。

谁知道，我被分配到车间当工人，却一天车间都沒有进过，劳动科调我带领几十位刚刚进厂的男知青，挖羊绒衫厂办公楼地基。指挥者是姓钟的复员军人，一身国防绿军装，风纪扣紧绷，年龄与我们相仿，风风火火，腰板挺直，一口胡同里常有的北京腔。他战前动员简明扼要，多是政治词汇，封了我个班长，或者这与我是党员有关，工地交给了我。我们按照设计人员用白灰划出的施工线，锹镐并用，开糟挖沟，这活对我们这些吃过大苦，出过大力的知青来说，算不得什么。

一个来月中，结识了不少兄弟，杜和曾下乡东北，带着文艺范，几分帅气，清高孤傲，却对我一口一个林班长。我跟他说，都是下过乡的知青兄弟，喊名字就好，什么破班长。杜和有美术功底，积极钻研肯学，若干年后，杜和颇有建树，成了业内著名羊绒衫设计师。

史家祥，老成持重，笑而不语，但是有时感觉云里雾里，不着边际，后来他从染整车间做起，凭借待人处事的能力，也成为企业骨干。姜宁有几分书生气，常聊起上山下乡那些往事，后来分到厂销售科，那是工厂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。他敬业努力，在那里寻到美好姻缘，师傅们评价，他的夫人比他更有能力和见地。

这伙人中，大都是返城较晚的知青，有一位娶了农村媳妇，已经有两个孩子，他回了北京，媳妇和孩子还在他下乡的地方，两地分居。休息时，别人有说有笑，他却孤身一人，坐在那里抽着廉价的香烟，心事重重。他曾私下对我说，他下乡在穷山僻壤的黄土高坡，媳妇虽然是农村人，但勤劳善良，仍然在农村里操持，为他抚养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不知道那年那月，能将他们接来北京，一家团圆。

有一位青工是工厂老职工家属，没有下过乡，他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顶替进厂，年纪轻轻，却对厂里人际关系似乎很熟，从麻纺老厂到羊绒衫厂，无所不知。后来，夸夸其谈的他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分配干技术工种，由于他玩忽职守，险些酿成大祸，听说他换过几个岗位，都不受待见，一事无成，提前下岗了。

羊绒衫厂背靠的北京曙光电机厂，曾是生产航空电机，中航工业旗下著名的军工企业。这家军工企业的职工，在年清明节，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活动中，有过让人敬佩轰动的表现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北京还没有现代化的环城公路，北京羊绒衫厂南面是普通的国道，荒凉冷清，道路两边野草丛生，我上下班，寄着自行车，往返工厂到五道口的语言大学，沿途如同城乡结合部的光景。那时，羊绒衫厂现代化厂房让人瞩目，夜晚车间灯火通明。谁又能想到，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，日后三元桥附近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机场高速、三环路纵横交错，城乡结合部变成繁华都市。

2、厂办公楼地基施工圆滿结束了，青工们各回各的车间。我被抽调到厂调资办公室帮忙，调资办公室在设备科二楼，由一个钢架楼梯上下。

年国企调资，在物质匮乏，低工资的年代，又逢十年浩劫，调整工资牵动着每位职工的利益。

由于调资有名额比例限制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涨工资。依据相关政策，根据工龄、考勤、职级、表现等指标，反复测评，几易其稿。从工段到车间，从车间到厂部，调资方案如履薄冰，十多年难得机会，竞争激烈也属人之常情。

调资办公室，接待上访哭诉、投名告状，争锋相对，无奇不有，有些人为能够长一级工资，使尽浑身解数。我有时坐在一旁，听领导们议论，僧多粥少，左右为难，这也算是企业方兴未艾时，独特的分配状态。

史鹤群书记是纺织企业成长起来的管理干部，那时候，国企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，厂党委书记是一把手。史师傅感慨的对大家说，羊绒衫厂虽然是刚刚创建的新厂，但雪莲羊绒衫，驰名中外，皇帝女儿不愁嫁，经济效益好。但是计划经济，国营企业挣的钱都要上交，他也想给大家谋福利，想给职工们都长工资，但他这个县团级的企业领导，没有这个权利。他不无玩笑的说，他这个大企业书记，未经上级审批，动用资金在厂里盖个厕所的权利都没有，更别说给企业职工们长工资了。

调资办公室负责人郝丽华，是厂党委副书记，端庄秀丽，年龄与我们相仿。凭借干练和能力，从车间纺织女工脱颖而出，20多岁便成为企业年轻领导干部。她遇事沉稳、善解人意，遇到因调资上访职工，她耐心去做工作，尤其厂里那些年长的女职工，她安抚人家坐下，将茶水送到来者手上，一口一个师傅，倾听、劝解，显然，许多事情她也爱莫能助。

经过这段时间共事，我与郝师傅也成为能够说到一起的朋友，记得下班后，五六位厂里熟人，聚在她东直门的家，谈天说地，郝师傅的妈妈热情招呼着我们，她有个弟弟在三里屯派出所。天南海北闲聊，她告诉我，企业的人际关系，有很大学问，师徒、亲戚、资历等各种人事、利益关系盘根错节，错综复杂，不可小觑。平衡需要功力，否则，会剑走偏锋。

她对我工作安排很关心，我到食堂当库工时，她还专门到库房探望我，笑道刚进工厂时，他们都是从最基层做起的。后来，她被纺织局安排到西城的羊毛衫厂任厂长。

我在调资办公室领导刘安民，他时任党办主任，南方人，铁道兵部队转业干部，身着国防绿军装，四十岁开外，有深厚机关文字功底，字写得潇洒飘逸，做事有板有眼。他待人诚恳，我从调资办公室到厂党委宣传科，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，我离开羊绒厂后，他曾长期担任羊绒衫厂党委书记。我敬佩他做事认真，待人宽厚包容，也知道部队干部转业地方，安排使用的苦衷和内心不平。当年，我的父母从朝鲜战场凯旋，从部队转业也颇费周折，若不是总政老首长伸出援手，他们差点就去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任教。

羊绒衫厂做为国企，安排了许多部队转业干部，粗纺车间的书记老韩，厂保卫科陈科长，老刘、付丽芳都是，他们尽职尽责，忠于职守，也会有许多无奈。

工厂管档案的山元章师傅，也是转业干部，或许因为工作安置不顺心，少有笑容，在一般人看来，他脾气有些古怪，但了解他的人，都知道山师傅为人刚直不阿，嫉恶如仇。他曾告诉我，按照国家关于档案清理的相关规定，他已将我档案清理完毕，档案中，疯狂岁月，文化部军代表塞进我父亲的不实之词，均根据档案管理政策清理出去，人生难得遇上这些好人，他们成就了我日后顺风顺水。

我在调资办公室打杂，做会议记录，发简报，传递信息，奔走各车间之间。劳动科科长陆士娟是我的老师和贵人，她来自上海的纺织厂，她先生曾是国棉三厂党委书记，姐姐是市纺织局资深处长，北京纺织企业的许多企业领导者和技术骨干，都来自上海。陆师傅既有江南女子温婉贤淑的气质，又不乏精明强干的办事能力。她是非分明，从不趋炎附势。陆师傅对我在羊绒衫厂工作，及调团中央机关工作，都给予鼎力帮助。陆师傅后来从羊绒衫厂调北京市纺织局劳动处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几十年来，，我与陆师傅和工厂熟悉的师傅们仍然往来不断，亲热如初。前几天，我与陆师傅她们相聚国贸，已经87岁的陆师傅，只身乘公交车如邀而至，依然思维清晰，身体康健，体态轻盈，她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。她每天独自走几千米的路，生活自已打理，验证了那句话，好人一生平安。

我曾借住在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宿舍，结识父亲的朋友，副校长邱及，邱伯伯是年入党的的老革命，著名华侨领袖，世界语专家。一次聊天时，邱伯伯告诉我，他在泰国时的学生，曾经是地下党学生领袖，建国后，主持宋庆龄基金会的《中国建设》杂志社工作，他的女儿，也在羊绒衫厂，我在二楼精纺车间找到他们说的吴雁雁。

雁雁清秀靓丽优雅，她告诉我，在那个暴风骤雨年代，因为海外归来，父母经历厄运，她们三姐妹背负着父母莫须有冤屈。雁雁是北京69届中学生，15岁就去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下乡，饱经艰辛，她告诉我，新进厂的纺织女工中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遭遇。进国营企业，虽然三班倒辛苦，比起下乡时的荒滩戈壁，风霜雨雪，不知要好了多少。

雁雁所在的精纺车间主任田菊仙，是位个子高高、端庄的中年女师傅，工作认真严肃，却对新进厂青工们关怀倍至。田主任曾说，看到她们，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和她们一样，纺织行业档车女工，每天重复接纺纱线头，巡回要走几十里路程，做纺织女工不容易。

雁雁的父亲已经恢复领导工作，也曾帮我调杂志社工作。雁雁出身书香门第，外公是杭州著名诗人，受家庭熏陶，她也读过很多书，颇有见识，她后来调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，现在跟随画家丈夫生活在法国巴黎。几年前，我们也曾北京相见，听她讲在赛纳河畔生活的浪漫与辛劳。

3、调资办公室工作圆满结束，我被安排到劳动科帮助工作，恰赶上羊绒衫厂又一次大招工，我随科长陆士娟师傅等人，拿着劳动局的招工指标，为了选人，我们骑着自行车，几乎跑遍了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。

劳动科原来有小钟师傅帮忙，后来又来了蔡菁，一位身材高挑漂亮的江南女孩，当过知青，进厂时曾想女承父业，到设备科搞技术，却因有人从中作梗，未能如愿以偿，却因祸得福，被独具慧眼的陆师傅选中，成为厂劳动科得力助手。

年到年的北京，春风化雨，万物复苏，数十万历经磨难的知青们返城，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。国营北京羊绒衫厂为几百位年轻人打开了就业之门。

各街道办事处人头攒动，待业知青们爭先恐后探寻就业岗位。回想半年前，我与他们境遇相同，我在东直门街道办事处等待分配，他们先商量留我在街道团委帮忙，我沒有去，后又分配我去二商的企业，环卫、粮店，我也没有去，在能找到份工作不易的时候，朋友们不解，很快我等到了北京羊绒衫厂。看着许多知青伙伴同命相连渴望的眼神，我们能帮则帮，更多的却是非我们能力所及、爱莫能助。

我们随陆师傅到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招工选人，看档案材料、面谈。多少年后，陆师傅还感慨道，那些年招进羊绒衫厂那几百人，整体素质很高，吃得了苦，敬业精神强。以女工为主的北京羊绒衫厂，厂区内充满青春活力，既便是师傅级別的人，也大都年富力强。我那时认识的曾映群、钱玉萍、王静静、金练红、王珏等许多同事，他们大都是老三届留城，从北京麻纺厂工人做起，成为企业的顶梁柱。

钱玉萍和曾映群都在一楼粗纺车间，她们正直善良。工厂如同社会，不免矛盾纠纷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，企业何偿不是这样，前面提及那几位出类拔萃者也是这样，普通人也免不了坎坷曲折。

钱玉萍大家亲切喊她小鸭子，或许与她性格纯真活泼相关，现在她依然快人快语，口无遮拦。多少年后，我在北大附中《老三届校友画册》中，看到曾映群纺织女工的画像，纺纱机旁，她秀丽专注，北大附中也是北京名校，一场浩劫，惊涛骇浪，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航向。

王珏一个充滿朝气的企业团干部，乐于助人，做为男工中的骄骄者，在花儿朵朵的纺织女工中，他以聪明能干让人瞩目。可惜他前些年患病早逝，我还记得之前与郝丽华书记，到他月坛家中探望，他还是那么乐观开朗。王静静、金炼红都是企业中层干部，新技术研发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刘明胜、于素华也都先后任厂团委书记，我们都曾经是熟悉的朋友，或许我对企业团工作入门，是从他们身上开始领悟。

招工自然少不了熟人相托，我们一起在阿荣旗下乡的张燕赶，父亲是北师大历史教授，文革也遭迫害。仅十几岁的燕赶随两个哥哥燕快、燕追，到我们邻村插队，我们算得上患难兄弟，知青打架时，也曾是帮手。他待业在家，归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办事处，陆师傅闻听此事，特别办了个跨区招工名额，将他招进羊绒衫厂。张燕赶工作积极能干，后来成为羊绒衫厂独挡一面的中层干部。

帮助人的过程，也难免受到感谢，一位病退女知青（为病退返城，托人编的病历），待业多时，家庭困难，不知怎么找到我，被招工进厂后，家长居然打听到我家，拎着白酒巧克力等礼物上门，最终我硬是让他们将礼物全都拿走。事后，有人笑话我，白酒等礼品拒收，一盒巧克力留下给小女儿尝尝多好。我们那时候，就是这样公私分明，觉得帮人是天经地义，如同工厂师傅们帮助过我，不求任何回报一样。

陆师傅记忆力惊人，对许多人和事过目不忘，别人有难处时，能帮就帮。但对于领导，却不愿意趋炎奉迎，三观相同的，她会将自己想法直言相告，哪怕会伤领导面子，引人不悦。她看不上的领导和人，她敬而远之，不肯做违心之事。

招工结束，陆师傅发愁我的工作安排，当时知青插队不计算工龄，我下过九年乡，按照规定，我只能从学徒工工资开始。那时大概十几块钱，陆师傅叹息道，这对你们来说太不公平，但劳动政策不修改，我们也沒有办法。她为我们许多下乡不算工龄的知青想了个变通的办法，先去厂里当库工，第一个月42元，三个月后47元。由此，我离开厂劳动科，去厂食堂当库工兼库管，三个月后调回厂行政科。

说来话长，我年调团中央机关工作，就是带着这47元的库工工资，直到后来职务变更和工资改革，我才变成副处长和处长工资，还记得，八十年代中期之后，副处长月工资元，正处长月工资元，收入待遇，这也是我九十年代初，离开机关，又投奔企业的重要原因。无独有偶，我在机关分房，也遇上插队不算工龄的问题，少了九年工龄打分，分房与刚到机关工作的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，应有福利分房与我擦肩而过，还是机关行政处处长于振国等人为我报不平，设法变通，为我破例分了房。

到农村下乡的上千万知青们，都感谢耀邦书记拨乱反正，国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，下达文件，规定到农村插队知青和去农场知青一样，插队落户也都计算工龄。但是，我仍感激在北京羊绒衫厂时，给予我们这些知青特别的关爱和照顾的师傅和领导们。

4、为了不从工厂学徒工做起，我在羊绒衫厂有过三个月厂食堂库工经历，现在想来十分亲切和感恩。

羊绒衫厂食堂负责两千职工一日三餐，炊食班二十多人忙忙碌碌。我的前任帐目不清，还有很多传闻，不知道是否空穴来风，究竟如何不得而知，对那位有故事的女师傅，名字已经记不清楚。

行政科王副科长找我谈话，他腰圆体胖，面色黝黑，曾经担任过派出所所长，不知运动的大潮如何让他脱离公安，流落到此。他为人正派，做事机敏小心，或许还带有警察的职业特点。他祥尽向我介绍了炊事班的人和事，对我寄予厚望，希望我能理好财、管好家。

工厂食堂在办公楼的一楼附楼，宽敞餐厅排列着多个打饭窗口。餐厅右侧是库房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似乎什么都要多储存些。库房面积很大，码着成堆的米、面和各种食物调料，应有尽有。管理这些并不难，如我下乡时当生产队长，也曾指挥过仓库保管员。所有物品重新归类码放，保证物帐相符，记好入库出库流水帐，完善签字手续，在没有电脑年代，记好手工帐也并不难。与我合作的食堂采购夏师傅，身体单薄，却办事利索，每天蹬着辆三轮车，出去采购，后来他发现我骑三轮车技术毫不逊色，他哪知道，这是暴风雨年代，在长安街上贴标语时练出来的。

在企业有技术含量的人都很牛，食堂也是如此，炊事班长刘师傅，相当于现在常说的厨师长，五十岁左右年龄，炒菜都是他亲自动手，台子上两口大铁锅，灶台火焰燃烧，轰鸣的排风扇，食油香气弥漫，他手持如铁锹般的大锅铲，上下翻动，技术娴熟。刘师傅性格豪爽，在食堂一言九鼎。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推车，刘师傅看我不费多大力气，将近二百斤的大米麻袋，几十米从库房背到操作间，也点头称赞。

食堂来了新管理员郑守文，老大学生，比我大十多岁，当年不知道为什么从北京分到承德去了，千辛万苦调回北京。我与他谈得来，他为改善食堂伙食质量想了许多办法。

库房简单，每天我都会去食堂操作间帮忙，操作间分红案、白案，红案切肉和蔬菜等备料，白案负责主食面案。我混迹于白案，学着揉面压皮，打个下手，留心观察，也学会了简单几手，为日后朋友到我家吃饭，称我＂林大厨＂，打下了基础。食堂各色人物都有，还有几位年轻的聋哑人，男女都有，干活麻利，手语交流，我也能看懂他们要表达的意思。

中午饭是职工食堂最热闹的时候，人声鼎沸，买饭排成长队，我也在窗口帮着打饭，多年后，有位工厂师傅朋友说，当年喜欢排我的队，我收饭票帐算得快，饭菜打得麻利快，不知道真假。

食堂会计和卖饭票出纳是两位女士，有时坐在她们办公室闲扯，家长里短，老企业有时亲戚套亲戚，甚至几代人在一个企业，如连环套一般，讲话要注意分寸。我干库工那年，还被评为厂级先进，照片挂在工厂光荣榜上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三个月后，我被调回行政科。

这应该是我的企业干部生涯的开始，行政科是企业的后勤部，食堂、车辆、卫生、绿化、门卫、劳保用品，都在职责范围内。

我从科里几位师傅那里学到许多，科长曹师傅似乎在走背字，不知所踪，王副科长，办事周密，烟瘾大，闲时给我讲他社会上遇到的人和事。司机陈师傅开着厂里唯一一辆上海牌轿车，他那时已经年纪不小，带着付眼镜，清瘦的脸庞挂着微笑，如同厂里一部活字典，对从麻纺厂调过来的业务骨干，如数家珍，许多人的来龙去脉，都能娓娓道来。那辆车我从来没有坐过，只站在车旁照过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时候，轿车离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很远，厂里还有许多辆货车，我借机兜兜风，顺手帮忙。

企业比农村社会生活丰富多彩，我认识一位科室内勤的女师傅，三十开外的年龄，着装时髦，精明泼辣，善于交际，多忙也不忘拿出镜子梳妆打扮，乐不可支，她办事讲求分寸，熟悉厂里社会关系，有时不免看人下菜碟，却做得巧妙自然，让旁人说不出什么。下班铃声响起，她准是第一个起身离去，匆忙换去工服，未完的事，会满脸堆笑，交给别人去完成。

北京市纺织局组织系统内企业卫生互查，我有幸去过许多企业，朝阳门外红庙一带的国棉一、二、三厂，针织厂，东四羊毛衫厂、清河第一、第二毛纺厂，据说有的企业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。不同原料，近似的工业流程，纺织车间档车轰鸣，纺织女工忙碌身影，管理规范模式，花园般现代企业场景，纺织企业是国家工业骨干企业，也曾是名符其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，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几年之后，我在团中央青工部，参与组织全国纺织青工技术比武，在郑州陪时任纺织部部长郝建秀，她与获奖女纺织青工亲切交谈，谈起她当年在纺织厂的难忘经历。年，我们出差考察西安国棉一厂，时任厂党委副书记吴桂贤，向我们两位团中央年轻人，谈起她从纺织女工到国务院副总理，又回到纺织厂姐妹中的传奇人生。

5、我在羊绒衫厂工作时间最长的部门是厂工会和党委宣传科。

厂工会主席关师傅，手里常揣着大茶缸，工人出身的干部，平和友善，不善言辞，办事认真，他的夫人在车间，也做工会工作，是位热心肠的人。不知为何，日久天长，兩人面貌竟有几分相似，他们一静一动，性格不同，却都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。

与我对桌的李颖师傅，大我十几岁，从沈阳军区射击队转业，曾经是神枪手。她的先生是一位开国上将、副总参谋长的大秘书。李师傅朴实厚道，勤奋工作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影子，一口我熟悉的东北普通话，我在工会负责宣传等活动，李师傅手把手教我如何照像，还记得工会那个海鸥牌照相机，厂里大型活动，我跑前跑后。工会有个暗室，李师傅在那洗照片，我坐在一旁打个下手，却始终没有明白其中的门道，工厂宣传栏中许多黑白照片都出自她手。

李师傅热心，负责女工权益等事，车间工会负责人有事来找，她都尽力帮她们解决问题。企业工会发挥着行政领导和工人之间纽带作用，调解矛盾、答疑解惑，维护工人利益。

在影视不发达的年代，组织职工节假日看电影，成为企业职工福利的一部分。这活儿由我负责，东四隆福寺和三里屯的电影院选片订票，因为厂里许多职工住在朝阳门一带。上千张电影票，要照顾职工三班倒时间，座位分前后，发给车间要搭配好。前几排票最难处理，看戏剧喜欢前排，看电影则不受欢迎，分配不好会招来意见，那时电影院常常滿场，尤其是进口大片。

我也参与组织摄影美术展览，两千多人的企业人才济济，工会有位书画家师傅，胖墩墩，平时为企业做些美术设计工作，我与他私交不错。看他的书法作品龙飞凤舞，请教他用笔奥秘，他笑着说，粗细搭配，虚实相间。多少年后，看到一些二人传发迹者，也敢张扬书法，泼墨挥毫，其实毫无基本功可言，草书要有楷书临帖功夫，纸迷金醉，官本位意识下，无非靠名气圈钱。

企业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围绕企业管理开展工作，应该是重点。配合其它部门羊绒衫服装模特选秀，宣传推介车间一线先进职工，通过报纸刊物发表产品信息，都是企业群团该做的事情，我在其中受益匪浅。

工会毛红也是转业干部，身材魁梧，他有事抢着干，身大力不亏。多少年后，听说李师傅和毛师傳等人，都由工会转到生产车间担任领导，现在李师傅远在海淀香山脚下的部队干休所，深居简出，我与她联系，大姐热情豪爽依旧。有故事的毛师傅多年不见，还记得，我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任饭店筹备处处长时，派人向他借彩旗、锣鼓，他当时主持厂工会工作，他二话不说，倾情相助，慨然应允。

我还记得去过工会主席关师傳在关东店的家，房子不大，却井然有序，整洁舒适。我也随李师傅去探望慰问过工厂的病号，不同的家庭环境，不同的生活状态，透视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人生活的场景。在一处排房，十几平米房间，上下铺铁床，挤着一家三代人，居然老少七位。

我不由想起我小时候，住在妈妈供职的北京师院附中家属院，那是学校建楼时，用建筑工人的平房改建的教师宿舍，一排房，十户人家，我们家只有一间20来米的房，亏得弟妹平时住在幼儿园，待他们上小学，我住进附中学生宿舍，妈妈备课可以去校园里的办公室，我写作业可以去学校图书馆，否则一家人挤在方寸之间，不知道如何度日。我们那代人大都有过住房简陋，物资贫乏，生活拮据的经历，没有比较，哪里知道四十年改革开放，为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。

厂工会和共青团都是群团组织，围绕着企业中心工作开展活动才有生命力，维护职工和青年利益才有代表性。我跟时任团委书记很熟悉，我们联手组织全厂职工春节大合唱，厂党政工团表演的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，赢得热烈的掌声，那雄浑壮阔的场景，犹如发生在昨天。

团委书记于素华来自国棉三厂，她也应该是从生产一线档车工做起。企业团组织不同于工会，工会财大气粗，团委要靠凝聚力，争取各方面帮助支持，正因为如此，锻炼出团干部特有的组织能力。厂和车间两级团组织负责人，年轻、进取心强，开展各项活动有生有色。厂团委也历练出许多企业当家人，团委书记刘明胜，调到针织车间任职，后来成为羊绒衫厂的总经理，当年的朋友，我离开后，工厂只回去过一次，事过境迁，后来他们风云跌荡的企业历史，仅有耳闻，知之甚少。

6、我在羊绒衫厂三年半时间，最后一年在厂党委宣传科度过，难忘的是曾经这家生产驰名品牌雪莲羊绒衫，拥有现代化纺织设备管理企业的那些人和事。

宣传科长陈辛也是部队转业干部，曾经是笛子独奏演员，我们相敬如宾。分管宣传科的刘安民时任党委副书记，亦师亦友，我与他交流中受益良多。企业宣传工作，要紧密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展开，企业是以市场为主体的生产单位，经济效益是企业的生命。宣传不能泛泛空洞的说教，要紧密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，我敬佩那些企业家和企业里的中流砥柱。

中国羊绒制品分梳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奠基人邱元龙，他是我在北京羊绒衫厂时的厂长兼总工程师，老邱是浙江温州人，大学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，怀抱工业救国理想的他，舍弃法学专业，致力钻研毛纺技术，从事山羊绒专业40余年，在羊绒粗纺针织等领域都有重要贡献，他们将北京羊绒衫厂，建设成中国第一个山羊绒专业工厂，他对羊绒衫厂的建设发展贡献重大，也是国务院津贴专家获得者。

邱元龙厂长架着一副黑边眼镜，个子不高，语调平和，江浙沪文人气息。在他主导下，企业提出羊绒衫＂要向轻薄发展，向花色发展，向多种原料发展＂，羊绒衫厂在这一办厂理念指导下，羊绒产品质量和市场价格日新月异，雪莲牌羊绒衫获得国家金奖，设备革新改造取得突破性进展，丝绒衫、驼绒衫、牦牛绒衫、免毛衫等新产品研制成功。

我也曾有幸帮助邱厂长整理撰稿有关羊绒生产的文章，发表在纺织技术专刊上。也曾为羊绒衫厂写过多篇产品报道消息，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和《北京晚报》上，虽然有些只是不起眼的豆腐块文章，却为自己手写稿变成铅字发表出来兴奋不己。

为雪莲羊绒衫宣传，我多次接待到访的新闻单位，《人民日报》一位记者大姐为我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她赞赏羊绒衫厂以技术创新为动力，以市场开发为源泉，国营企业办得生机勃勃。她50岁上下，是位资深记者，在新闻界颇有见识，不知为何，我们聊到《人民日报》老社长兼总编辑邓拓，她说，邓拓当年列席最高层会议，边听会议讨论，边笔下勾勒，会议结束了，一篇宣传会议精神的社论短评稿件，已经一簇而就，稍加文字整理即可发表。她感慨这位党内学富五车、才华横溢的大才子领导者，命运多舛，痛惜不一。大姐话锋一转，企业命运，往往系于掌舵者的驾驭能力和思想水平，我的企业经历告诉我，企业领导者的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命运。

我参与编辑厂里工作简报，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讯息及时发出，现在想来有些文字过于幼稚，却因为这些，我还曾被市纺织局工会相中，他们私下与我商量，拟借调我去局工会工作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记得羊绒衫厂车间那些朝气蓬勃的领导者们。从粗纺到针织，生产大楼各层车间，都是熟悉的地方，纺机隆隆，纺织女工们忙碌的身影，机修保全男工手上、脸上的油污，跨着电工工具的师傅，动力设备那些技术工人，原料和成品大库库工保管，厂部、科室、车间、工段、班组，产业链中环环相扣的人们。

在我眼中那些生产车间的领军人物，洗分车间主任赵明训，高个子年轻人，工服上挂着绒毛，指挥若定，沉稳低调。一楼粗纺车间两位主任，徐昢，带副眼镜，笑吟吟，几分书生意气，顾凤珍个头不高，透着精明，张张罗罗，给人一种孜孜不倦的感觉。二楼精纺车间主任田菊仙，高挑身材，风风火火，办事一丝不苟。三楼、四楼针织车间主任乐惠芬，白晳微胖，温文尔雅，亲历亲为，她是羊绒衫成衣行家里手。五楼成衣检验李瑞娟、吴似英等人，天资聪颖，悟性颇高。还有我曾被分配的工作岗位，却一天班未上的染整车间，因有毒物质，在厂区一旁。时间久远，车间和人名或许不准确，却也无妨，这只是我个人素描观感杂忆，并非撰写厂史。

北京羊绒衫厂生产流程，无非从原毛到洗分，从粗纺到纺纱，从纺线到针织，从成衣到检验，工艺有所不同，但纺织企业都大体如此，我在团中央青工部，协助领导，分管企业共青团工作，近十年中，去过全国上百家国营特大型企业，最熟悉的还是纺织企业。

我女儿的三舅李宗泽，当年在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任职，曾被戏称为＂羊毛衫大王＂，从澳洲进口羊毛、羊绒，将羊毛衫和雪莲羊绒衫出口外销，他都与北京羊绒衫厂等纺织企业有过紧密的工作联系。后来，我到他在新西兰家中做客时，他还与我聊起羊绒衫厂那老同事朋友们，邱元龙、乐惠芬、潘鸿梁、李瑞娟、蒋士钰等人，他说起羊绒衫厂的产品如数家珍，钦佩事业心强、又有专业知识的雪莲创业者们。

我们厂办公楼三楼，大都是政工科室，工会、团委、宣传科、组织科、人事科，还记得林琪、钟巧娣、张秀芳、李雅兰等当年那些同事们，有的是资历颇深的老干部，有的当年还是芳华青春，林师傅、钟师傅都是和蔼可亲的长辈，两位大姐当年亲切称我“小林＂。张秀芳、李雅兰后来都成为企业中层干部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很多人音讯全无，但共事快乐时光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
办公楼二楼则是行政科室，厂办、劳动科、教育科、技术科，楼道里挂滿了科室牌子，想来科室臃肿繁杂也是国企特色。厂办公室是企业中杻部门，担负着上情下达，下情上达，为领导服务，协调落实相关工作，迎来送往。时任厂办施松林主任，驾轻就熟，经验丰富，有几分城府。办公室温桂兰师傅，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，做事周到、认真，对我关怀有加。我后来也曾担任过中国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办公室主任，对办公室工作重要和微妙，孰轻孰重，深有感触。

我与厂办隔壁打字室隋志英是多年的朋友，那时，在我眼里，她就是小姑娘一个。打字室一人一屋，清静，油墨飘香，当时还是铅字打印，腊纸油墨。闲时跑到她那儿侃大山，她的父亲在外经贸部派驻香港，小我十来岁的小隋聪颖好学，字写得漂亮，悟性高，我调团中央机关后，她调宣传科，后来到国贸大厦内一家大公司分管财务，如今也退休了。

时任北京羊绒衫厂党委书记邳瑞芝也是我的贵人，他做事老练成熟，有领导魄力。我从行政科到工会，再调宣传科，在企业时间并不长的我，加上在劳动科、调资办公室帮忙，在羊绒衫厂三年半时间，走过五、六个科室。邳书记早年担任过市纺织局团委书记，大气、善解人意，我曾递交一份拟到某羊毛衫厂劳资科任职请调报告，邳书记迅速批示＂告吹＂，简单明确拒绝，那是一家区办企业，若我去了，按照当年规定，若非市属国企，我后来无法调中央机关。

年轻人容易头脑发热，或许对我的工作安排，也为邳书记增添麻烦，他或许疑惑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年轻人，究竟想要干什么。但不想他成就了我，成为与他经历相同的团干部。

我年报考《中国青年报》记者，后被团中央青工部长勾德元从报考人名单中选中，时任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张宝顺（曾任安徽省委书记）和团中央组织部干部处陈传书（曾任国家民政部办公厅主任）到工厂外调考察我，恰巧我去江苏南通出差，随杨广文副厂长外调经济案件。我虽然不在，工厂领导们都为推荐我美言。

团中央组织部对我的调令发出后，厂领导和陆士娟师傅等人热忱帮我，从工厂人事科到北京市纺织局人事处，一路绿灯，将我做为企业干部调出。我年7月，告别培养过我的北京羊绒衫厂，到团中央青工部报到。

我离开后的北京羊绒衫厂，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前行，三元桥畔西北角老厂已经不复存在，北京羊绒衫厂迁至大兴区瀛海工业区，有过年产羊绒衫万件、羊绒吨、分梳吨的企业辉煌，现在不知为何从市纺织局划出，归属央企中粮集团旗下。

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＂，静下心来，我会想起我在北京羊绒衫厂的难忘经历，想起那些善良敬业的师傅和朋友们。

(林小仲年5月18日于北京）

：以上图片选自师院附中小学妹李心摄影作品。

：林小仲，新中国同龄人，年，从北京师院附中赴东北阿荣旗插队，度过九年知青岁月。年返城，同年12月进国企北京羊绒衫厂，至年在团中央工作，年调任中国招旅总公司，先后在北京华鹏大厦和雨霖房地产任总经理，年退出职业经理人岗位。大学毕业于首师大政教系，著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《梦随风万里》一书。本＂